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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6-04-18 10:36:17  來源:城市晚報   編輯:王軍營
關鍵詞:王儉 司馬光 田余慶 漢武帝 
      漢武帝一生,開疆拓土,耗盡民力,聲名不免有些瑕疵。已故的史學大家田余慶先生在名作《論“輪臺詔”》中發現漢武帝晚年由“崇武”轉為“守文”,發罪己詔,使漢朝免亡國之禍,仍不失為明君。該文論證嚴密,框架精巧,發表以來,獲海內外學人的認同,幾成定論,其結論在各類大中學生教科書里和影視作品里都被采納,影響甚大。要想挑戰這樣的一篇名作,乃至于挑戰學界已然形成的一種共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要勇氣,敢于拿出自己的材料和論證;二要底氣,拿出的東西得是站得住腳的。這兩點,辛德勇教授都具備,作為研究古文獻學的專家,他歷時五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幾乎翻遍了所有關于這個問題的文獻資料,一路爬梳辨難,寫成了《制造漢武帝》一書。據他講,這本書在2014年便已完稿,在聯系出版的過程中頗費了一番周折。該著在2015年面世,對史學界來講,不能不說是一件頗富沖擊力的事。
      很少有人能真的將命運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是最有權勢的帝王亦復如是,他們可以掌控人的生死,但卻難以把握后世對他的評價,一位有幸名傳后世的帝王,即使在千載之下,也難逃口舌筆墨之災。
      辛德勇的小冊子《制造漢武帝》以抽絲剝繭之手法,揭開了古人是如何出于個人意志和政治的目的而制造出一個他們所“需要”的漢武帝形象,但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歷史史實與歷史書寫之間,確實隔著一層厚厚的時間紗帳,這層紗帳既可以視為一種遮蔽史實的障翳,也可以看做是一種想象的空間,而正是這一空間,給每一個時代提供了“制造”歷史的可能性,歷史也因之變得豐富多彩,這種制造過程,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制造漢武帝》
      辛德勇/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年10月
      用偵探小說手法進行知識考掘
      3
      田余慶先生一向有史學界偵探之美譽,應屬神探一級。辛德勇先生竟然從這個神探的邏輯里發現了漏洞,而且是致命的漏洞——史料的真偽問題。若想駁倒田先生的觀點,僅此一點就足夠了,但辛教授并未停下腳步,他進一步追溯史料錯誤的源頭,一頭扎進自兩漢到明清的浩繁的文獻之中,穿梭于史學、經學、考古學、文學多個領域之間,嚴格遵循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的原則,在資料空白處,選擇最符合常理的推論,最后他考掘出了漢武帝形象的三個制造者:王儉、司馬光、田余慶。因此,《制造漢武帝》與其說是對田先生的觀點提出挑戰,毋寧說是在繼承田先生方法的基礎上對制造漢武帝形象這一歷史問題的知識考掘。在此過程中,辛教授厘清了《資治通鑒》這部著作的史料問題——司馬光編著時帶有很強的主觀性,這與我們得到的關于這一方面的常識大不相同。他還給《漢武春秋》這本殘卷的作者提供了合理的推論。這兩處堪稱是此書的兩大亮點。
      讀這本書就如同讀一本偵探小說,總是想盡快知道幕后真兇。但是,偵探小說往往用倒敘展示偵探推理的過程,若要更方便地看清真相,還需把內容倒過來編排——這本書也同樣如此,請讓筆者把三位制造者的制造過程展示出來:
      王儉
      始作俑者,游戲之作
      生活在南朝劉宋蕭齊時期的王儉,他的母親是宋文帝劉義隆的女兒東陽公主,父親是瑯琊王氏家族的王僧綽。宋文帝擔心帝位不穩,猜疑宗室大臣,信任小人(如徐湛之)和酷吏(如江湛),殘忍嗜殺。太子劉劭不滿,多番與徐、江兩位權臣發生沖突,以致與文帝關系惡化,不能安于其位。東陽公主引薦巫師給太子。劉劭在宮內行巫蠱之術,詛咒宋文帝早死,事情敗露,起兵反叛。此前,東陽公主已死。太子進入宮中,翻出當時的奏折,其中有王僧綽出謀平叛的內容,殺王僧綽。王儉自幼由叔父養大,身處亂局,感于身世,由宋文帝想起了晚年的漢武帝,又不能明言,只得在神異故事《漢武春秋》里塑造了一個“守文”的戾太子的形象和一個晚年后悔冤殺太子的漢武帝形象。
      神仙家一類的書寫作手法與《莊子》相似,多有怪誕內容,常借帝王設喻說理,實本無其事。據辛德勇考證,漢武帝謂戾太子不類己的故事可能還有兩個原型,一是漢高祖劉邦認為漢惠帝不類己,二是漢宣帝認為漢元帝不類己。這是此書第五、六章的內容。辛教授認可余嘉錫先生的考證:《漢武春秋》的作者就是王儉。這一認可有三個理由,一是文本的特征,二是周樹人諸人的論斷,三是王儉特殊的身世。第三個理由是辛教授的貢獻。作為漢武帝形象的第一個制造者,王儉只為澆灌胸中塊壘,游戲之作,應該也無人當真。
      司馬光
      學問是幌子,方向是廟堂
      近六百年后,趙宋時代有人“別有用心”地當了真。這人就是司馬光。王儉恐怕只是隨口說說發發牢騷,但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司馬光正面對王安石變法,他編撰《資治通鑒》的宗旨就是有利于現實政治,這個目的與王安石編《三經新意》如出一轍。兩人的目標都不是單純的學問,經學史學只是幌子,根本的方向是廟堂的位置。漢代是帝制輝煌的時代,漢武帝又是漢代君主里的杰出代表,若能將其描述成晚年悔過的明君,必能影響當時的皇帝??墒?,關于西漢的史料除了《史記》外,只有班固的《漢書》,這兩部書里都沒有關于武帝晚年悔過的標志性的記載。有此類表示的只有《漢書·西域傳》里“輪臺詔”,但這遠遠不能滿足司馬光的需要。
      幸好,還有兩部關于西漢的小說:《漢武春秋》和《飛燕外傳》。尤其是前一部,明確表明漢武帝與太子的矛盾是因政見不同,且晚年的武帝確有悔過之意。將這本小說里關于漢武帝的內容抽出來,然后與《漢書》里的相關內容合在一起進行編排,創造出一個漢武帝形象來。這一次,明君漢武帝的形象由小說入歷史,實現了一個飛躍。
      當然,司馬光對歷史的“創作”并不止這一例,如為說明“女禍”(紅顏禍水)問題,他不惜借用《飛燕外傳》里的資料,而《飛燕外傳》是一本六朝人的情色小說。道學味道極濃的司馬光要在一本情色小說里扒出資料來,無異于從大糞里摳出金子來,當真是用心良苦。為塑造唐太宗愛好和平的形象,司馬光借用《貞觀政要》里太宗拒絕康國內附的例子。為塑造隋煬帝十惡不赦的暴君形象,司馬光刻意選擇《大業雜記》里的資料,而對《隋書煬帝紀》與《元和郡縣圖志》里的記載視而不見。其實,南宋的朱熹、呂祖謙諸人已經看出司馬光運用史料主觀性太強的問題,后世學人像趙翼、內藤虎次郎、錢穆也有覺察??墒?,晚盡以來,號稱精于文獻研究的學人如崔萬秋、王樹民、柴德賡等人卻大肆宣揚《資治通鑒》的史料功夫如何扎實,如何客觀。以至于誤導了一大批學人,田余慶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田余慶
      認假為真,再做發揮
      田先生是真誠相信司馬光的,在《論“輪臺詔”》里他特意為《資治通鑒》的史料問題作了說明。根據《資治通鑒》的描述,田先生認定漢武帝晚年有悔于以往窮兵黷武的政策,“輪臺詔”的發布就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順藤摸瓜,他發現戾太子為“守文”之主,漢武帝是“崇武”之君,兩人在治國方略上有矛盾沖突。戾太子身邊多有方正賢良之士,武帝殿上多有功名利祿之臣。當兩股勢力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時,就發生了“巫蠱之變”,太子舉兵反叛,武帝下令鎮壓,太子兵敗身死。后來經車千秋的勸說,漢武帝痛悔不已,故而下詔罪己,改變國策。
      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呢?通過解讀《漢書·西域傳》里的記載,辛德勇發現輪臺詔不是政策根本轉變的標志性文件,而只是暫時的策略性調整。其次,根據《鹽鐵論》反映的情況,漢昭帝時代武帝的政策一直維持著,霍光掌握政權,主持武帝財政政策的桑弘羊一直在任。真正的轉變實際上是從漢元帝時代開始的。再次,戾太子并非守文之主,戾字的謚號是漢宣帝定下來的,“不悔前過曰戾”。戾太子確實用巫蠱之術詛咒漢武帝,還舉兵反叛,從不曾悔過。
      作為太子的老師,石德不顧太子安危,只求茍全自家性命,鼓動太子謀反,實為小人。戾太子喜歡《谷梁傳》勝過《公羊傳》,并不是從理論上的喜歡,以他的年齡(16歲上下),當時恐怕還根本弄不清這兩部經書的思想差異。更切近實情的推斷是:《谷梁傳》所宣揚的理念對地位不穩的太子更有利。此時的皇后衛子夫因年老色衰已經失去了漢武帝的寵信,太子的地位搖搖欲墜。此處辛教授比較細讀了三部經書開頭的文字,重點解讀了《谷梁傳》的開頭,展示了他在經學方面的修養??盀槿珪牡谌罅咙c。最后,那支玉門花海漢代烽燧的漢簡上的漢皇詔書,據考證其作者更可能是漢高祖而非漢武帝。如此一來,支撐田先生結論的幾根柱子便全部被拔掉,他所建構的論斷也如同空中樓閣一般,轟然倒塌。
      這便是這本《制造漢武帝》揭示的歷史真相:始作俑者是王儉,司馬光引小說入史,弄假成真,田余慶認假為真,再作發揮,完成了對漢武帝形象的完美塑造。
      一本還原歷史真相的求真之作
      與其說本書是一本翻案之作,不如說是一本還原歷史真相的求真之作。作者曾有言:學術研究的宗旨是揭示客觀世界的真實面貌及其內在本質,求真是它的第一要義。因此,討論學術問題不能帶有過多的個人感情好尚。
      雖說在歷史學家海登·懷特諸人看來:所有的歷史文本都是一種建構。但是,只要建構的材料——史料出了問題,再精密的建構也會受到致命的攻擊。造成之結果,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
      可以說,作者與田余慶先生在史料的占有上幾乎沒有區別,不同的是,對史料的解讀和使用。在爬梳史料文獻的過程中,辛德勇多方面借鑒了前輩學人的成果,比如南宋的朱熹、呂祖謙,清代的趙翼,日本的內藤虎次郎,民國的錢穆等。他秉承的原則是:據可信之資料,依常識之判斷。
      閱讀此書,尚有三點所得可以分享:一是還原了漢武帝等明君形象的本來面目,絕非《資治通鑒》里所描述的那樣盡善盡美。對帝王乃至其他歷史人物的分析評價,本書都有一個示范作用:要根據可靠的史料客觀地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萬不可盲從;二是歷史研究的史料問題是根基所在,若史料出了問題,分析論斷將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往可靠史料里摻假固是史學大忌,若史料掌握得不全面,也極有可能弄成誤判;這一點上不可迷信任何權威,要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自己去發現問題;三是《資治通鑒》雖有諸多問題,但思路清晰,語言簡潔,信息量大,仍不失為學習國史極好的入門書。只是閱讀時需有正確方法,應遵循朱熹、錢穆、黃永年諸位學人的思路:先讀正史,再讀《通鑒》。(據《新京報》)ttt大吉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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